鸣要去罗曼捕捉天气，那儿离勃楠有二十法里。他明早四点钟去，上午去，中午到，不过傍晚即可返回。他做好打算，便爬上了阁楼。
这类阁楼屋顶和地板构成斜角，稍一走动就碰脑袋。人要逐渐弯腰，才能走到屋子的尽头，如同走到命运的尽头。他推开门，一种过苦日子的艺术从屋子的每个角落展现出来：她在冬天不生火，在暗处不点灯；她靠坐在睡垫上，盖的被子是裙子改的，穿的裙子又是被子改的。她手里攥着一封信，揉搓得厉害，手里是没做完的粗布衬杉。她看见鸣进来，就支起身子，微微欠身。
她是什么人？谁也不知道。一个不幸的女人在小城市里，素昧平生也是一件遮体的衣裳。她只说自己是位母亲，为了生计到此做工。来时，她带着黄金和珍珠，不过，她的黄金长在头上，珍珠含在口里。鸣第一眼瞧见她，像是见到了一只琥珀的蝉。
“太太，明天不必为我准备三餐。”鸣不知道她叫什么，求宿者要报姓名往往特别为难；同时他又觉得，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直呼她的名字，仿佛世间有这么一个词，专门为像她这样的人而生。
“明白了，先生。”这是一个极为受用的词。车夫管乘客叫先生，执事管贵宾叫先生，名媛管绅士叫先生。它冠在头上，也垫在脚下。她叫鸣先生，因为他既是学者，又是房主人——这间屋子是不收她房租的。
鸣嘱托了几句，转身离开。
“先生，这儿的冬天冷吗？”她突然问道。
“冷。”
“和费城比呢？”
“比费城还要冷。”
她放下信，继续做起手里的活儿。
第二天清晨，鸣出了门。临走前，他望了望阁楼的窗户，那母亲已经开始做衣服；回来时，她还在做。
从那天起，她愈发勤奋，愈发节俭，也愈发消瘦了。她做衣裳每天干十七个钟头，挣九苏的工钱，剩下的时间全部留给了咳嗽和啜泣；寄来的信越厚，她肺里的空气就越少，挤出的眼泪就越多；衣裙破了她也不再缝补了，袜跟磨破就往鞋里褪一截。鸣常常去照看她。他突然发觉世上有一种人，他们的面容不显苍老亦不显年轻，直到某一天才会猛然发现，“原来她已经到了这般年岁”。
到了仲冬，她不做衣裳了——她被辞退了。监狱包工用女囚犯压低了工钱，他们不要自由女工了。鸣不再听见她的啜泣，平静就是她的愁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