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61章 女史五疑

第161章 女史五疑

大英博物馆内所藏的《女史箴图》自然非常珍贵,被誉为“超级国宝”毫不为过,只是,对于这件藏品,很多人都有不少认识上的误区。

正确认识这幅画的价值,需要一点点的扒,它的历史源头。

首先需要了解,《女史箴》是什么玩意?

《女史箴》是一本书,“女史”是女官名,后来成为对知识妇女的尊称;“箴”是规劝、劝戒的意思,也就是说,这是一本宣扬“妇德”的书籍。

这本书的作者是西晋大臣、文学家张华,此人是汉代名臣张良的第十六世孙。

张华为啥又要写一本有关女人的书?

这与当时的朝廷环境有着直接关系。

张华这人很有才华,在三国末期的曹魏时,他就已经任职太常博士,可见他的学问确实不错,西晋建立后,他直接被封为关内侯,这是一个非常显赫的爵位。

在晋武帝时期,他遭到排挤,一度被发配,后来得到太宰贾充的帮助,回归朝廷,因而,张华与贾家关系非常好。

等晋武帝去世,晋惠帝上台,也就是那个“何不食肉糜”的混蛋皇帝,朝政被皇后贾南风,也就是贾充的女儿把持,张华被皇后贾南风封为壮武郡公,官至司空,委以朝政,位极人臣。

但是,贾南风善妒,且荒唐放恣,败坏朝纲,张华实在看不下去,可是无论是贾家还是皇后贾南风,都对他有大恩......于是,他想出一个办法,也就是收集历史上各代先贤圣女的事迹,写成《女史箴》,来劝诫和警示皇后。

这本书写成之后,几乎没起什么作用,因为不久之后,贾南风和张华,都被赵王司马伦政变所杀。不过,这本讲述“妇德”的道德文章,却得到当时“大男子主义”社会的欢迎和追捧,成为“女子规范”的教材。

第三个问题来了,也就是顾恺之为什么要绘制《女史箴图》?

这里又有一则趣闻。

顾恺之与东晋著名门阀陈郡谢氏,名臣谢安的关系莫逆,两人都信奉黄老之学,沉迷于炼丹、绘画、游山水,吃吃喝喝的,好到快要穿一条裤子。

谢安最开始无心朝政,对于家族事务也不关心,可是,当时的陈郡谢氏,自从豫章太守谢鲲——谢安的大伯)、吏部尚书谢裒——谢安的父亲,相继去世之后,已经逐渐式微,被琅琊王氏压得抬不起头来。谢安的所作所为,让谢家人很不满,连带着,谢家人对谢安的“狐朋狗友”譬如顾恺之之流,都有很大的意见,希望这些“天天来蹭饭”的人,赶紧走。

众所周知,谢家出了个大才女,谢道韫,是谢安的亲侄女。

年纪很小的谢道韫,自然而然的也受到家人的影响,再加上谢道韫原本就“神清散朗”“有林下之风”,也就是说性格很直率,有男子的做派。

有一次,谢道韫遇到吃酒归来的谢安和顾恺之等人,她便站到门口。

谢安向各位客人夸奖了自家的子女有才,可是,谢道韫并不领情,反问了大伯一句,大概意思是“家中人口众多却衣食无着,叔父您这样和朋友出门天天喝酒吃肉,想过家人吗,你们男人的才华,不应该体出来吗”。

一句话,说的谢安面红耳赤,同时也让顾恺之一行人下不了台。

顾恺之认为,谢道韫可能有才,但应该先“补习妇德”,因而,他挥笔绘制了《女史箴图》,留赠送给谢家,当做酒资。

也就是说,这幅《女史箴图》,是顾恺之与小女孩谢道韫之间的怄气之作。

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

陈郡谢氏,最终在南北朝后期衰落,这幅画流入后梁内府,几经周转,在贞观十三年,被唐太宗李世民所得,收入弘文馆,不仅如此,李世民还命人临摹了一幅。

这里又冒出第四个问题,唐摹本究竟存不存在?

太宗得《女史箴图》,几乎无争议,因为据《太宗实录》记载,“贞观十三年八月望日,购得顾笔一卷,弘文馆藏。”这段话中,唐太宗所得的“顾笔”,大概率上就是顾恺之的《女史箴图》。

在二战以前,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收藏家,都认为大英博物馆所藏的《女史箴图》,就是顾恺之的真迹。大英博物馆也是按照真品的标准,收录的。这一结论,可不仅仅是口传,很多文献记载的有关此画的特征、钤印以及题词,印章,几乎与大英博物馆所藏,一模一样。

但是......

在1945年,二战结束,大英博物馆整理馆藏,准备重新开馆——二战期间,大英博物馆一直处于闭馆状态。开馆之前,所有重要文物都需要重新审核鉴定。恰逢当时的同位素鉴定技术有所突破,于是,大英博物馆使用了这种“高精尖”的科技,也对《女史箴图》来了一次鉴定。

意外发生了!

《女史箴图》绢帛上取出来的“碎渣”,在同位素的检测下,绢帛的诞生年代,在公元500年到公元700年之间。

要知道,顾恺

之去世于公元409年。

也就是说,这幅画肯定不是顾恺之亲笔所绘!

从这一结果,得出一个结论:这幅画要么是有人冒顾恺之之名绘制,要么这幅画是后人临摹。

冒顾恺之之名绘制的可能性不是很大,毕竟这幅画作在史书上有清晰的记录,那么只有后人临摹的一种可能性。

大英博物馆不死心,又采用碳十四检测一次,这次精确到公元六百年,正负五十年。

确定无疑,这幅画作是后人临摹,时间位于隋末唐初。

这一结论让大英博物馆大失所望!

由此还诞生了另一件趣事。

二战结束之后,英国政府为了感谢远征军在缅北对英国军队的解救行动,打算把这幅让大英博物馆失望的画作,作为感谢礼品,归还给中国。

当时英方给出的选项有两个,其一是这幅画,其二潜艇一艘。

在选择之前,有关《女史箴图》是后人临摹的消息已经在英国传开,当时的国史馆馆长戴季陶正在伦敦访问,赶紧将消息传回国内。

于是,光头司令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潜艇。

战后的两次科技鉴定,还带来另一个结果,那就是这幅画作,遭到大英博物馆的冷落,再加上它原本就损毁严重,因此,这幅画作一直被搁置在仓库中吃灰、腐坏。

也给了卢灿拿下它的机会!

如果按照历史原本轨迹来,这幅画在二十一世纪初,中国艺术品、文物潮再度掀起时,才又被大英博物馆重视起来,并投入资本抢救,然后频频为这幅画作造势......

呵呵,一个国家没实力,连它的文物艺术品,都不受重视,更勿论人了!

《女史箴图》既然确定为隋末唐初临摹本,新的问题又来了——临摹执笔之人,又是哪位大神?

这又是一个史书上没有给出答案的谜题。

据《太宗实录》记载,“贞观十三年八月望日,购得顾笔一卷,弘文馆藏。”也就是说,唐太宗得到这幅画作,是公元639年,呃,我们也可以理解,唐摹本出现在公元639年及之后。

又依照大英博物馆的碳十四鉴定,“公元六百年,正负五十年”,也就是公元650年之前。

综合这两点,唐摹本出现的时间,介于公元639年至公元650年之间!

翻找这一时期的唐代宫廷画师,譬如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等人——非宫廷画师几乎不可能接触到原画。综合一下,人数也不是很多,再对比各自的画风特点......

因而,业界又有“裴孝源临《女史箴图》”一说。

裴孝源是何许人也?

此人出生于“五姓七家”的名门裴氏,是周、隋、唐三朝元老裴矩的亲侄子,在贞观年间,曾任职中书舍人,吏部员外郎。

请注意中书舍人一职,这一职位,又称之为“政事通事”,掌传宣诏命,不仅是皇帝身边密臣,同样与草拟各种诏书的弘文馆,来往颇多。

裴孝源不仅是一位画家,还颇为博学,对书画的品级鉴定,颇有见解,他编撰的《贞观公私画史》又名《公私画录》,是鉴赏家品评古代画迹的祖本。

不仅如此,他还提出“心存懿迹、默匠仪形”等绘画理论见解,可见,他不仅实操能力不错,理论水平同样很高。

裴孝源流传后世的书画不多,最为有名的是《文德皇后大行图》,描绘的是长孙皇后生前的一次出行画面。坊间传言“长孙皇后裙不盖鞋面”的典故,就出自于他的这幅画。

对比《文德皇后大行图》和《女史箴图》,不难发现,两幅画作在表现女性的雍容典雅方面,以及笔迹周密,紧劲连绵等方面,如出一辙!

因而,卢灿也偏向于裴孝源临摹《女史箴图》一说。

客厅中,雅雀无声,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卢灿的身上,听着他侃侃而谈——能将一幅画作的来龙去脉,表述的如此清晰......即便不正确,也足以让王季迁、文哲生以及费仲联三人目瞪口呆!

讲真,卢灿所说的内容,超过八成,他们听都没听说过!不约而同升起一个念头——二十来岁的年轻人,怎会博学到这种程度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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