石长远扭扭脖子，只听见‘咯嚓、咯嚓’响，他说:“腐败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。随着各项反腐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，腐败会慢慢会消除。”
陈得索眼神带着期盼问:“为什么？”
石长远说:“中国共产党有自我修复能力，能与时俱进继续保持先进性；有一脉相承的系统的先进思想作指导，有改革开放的新思路，关心民生，创新驱动的新举措。这都是巩固提高执政水平的法宝！当然，腐败暂时还不会消失，这需要我们用智慧慢慢调理，使腐败渐渐消失。”
陈得索接着问:“腐败滋生的症结在哪里？”
石长远心有顾虑:“我说的可能不合你的口味。”
陈得索笑笑:“没事。请你畅所欲言，直抒己见。”
石长远娓娓道来:“腐败的症结是缺乏有效监督。腐败是由执政者有特权而滋生的。就拿美国来说，总统的位置是用腐败的金钱堆起来的。只不过美国是在法律规定框架内的公开腐败，它在多重监督下公开透明于公众，使之合法化，它披着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面纱，让人感觉自然合法，本质是虚假的民主，骗人的腐败。中国腐败是巧立名目，徇私枉法。二者根本的区别是:美国腐败是在社会监督下，公开、透明的资本垄断；而中国腐败缺乏监督，给人的印象是法律不公正，不公平。这就像打猎一样，美国猎手打猎前，有人给他检查武器，擦子弹，并指出打什么动物最合适。而中国猎手不需要别人检查装什么子弹，打什么动物，都是由自己决定。”
陈得索点头，继续问:“中国哪类人最容易腐败？”
石长远抛下鱼钩:“一是‘官员容易腐败’。官员掌握着公共资源，尤其是单位一把手，由于其职位是上级任命，集权、责、利于一身，于是就千方百计讨好上级输送利益，甚至拿出血本去‘孝敬’。输送的利益从何而来？可想便知。二是‘司法容易腐败’。国家提出依法治国方略，一个公正科学规范的法制体系日臻完善，但由于监督执法机制软弱，反腐败出现盲区。盲区就在人民群众没有直接参与执法监督。虽然有监督机构，但是这些机构的监督程序和手段怎样运行？也就是说，谁给这些部门提供监督信息，并督查监督机构的行为？这是一个监督程序上的瓶颈。由于人民群众没有参与监督，这就容易形成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和监守自盗的腐败现象。加之监察部门人员不足，或素质参差不齐，也没有精力和能力去监督众多的执法部门......”
这时陈明忍不住插话:“石师傅说起‘监守自盗’，我忽然想起原来俺生产队丢红薯的案子——”陈明看看陈得索，又迟疑起来。
陈得索鼓励他:“说说让大家分析。”
陈明思考片刻，娓娓道来:“大集体时，有一年风调雨顺，俺北地一百多亩红薯长势特别好，棵棵鼓堆撑破地皮，就有人陆续偷扒，生产队长气得直骂娘，只得提前刨。一天下午，刨的红薯给社员分后，还剩两大堆在地中间，那红薯个个像小孩头，让人好生喜欢。晚上，生产队长亲自带几个壮劳力，在红薯地两头看护，半夜他还不放心，亲自还拿着铁锹做武器，到红薯堆处巡查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看红薯的劳力还在躺着睡，生产队会计从家来到红薯地查看红薯堆，突然，他脸色大变，嚷嚷道:‘红薯被人偷了！’
大家急忙光膀子上前看。生产队长困惑地问:‘夜里我们严防死守，怎么说红薯丢了？’
会计指指地上的一张发潮的纸说，‘昨天下午，我走时悄悄拿一个大红薯把这张纸压着，结果大红薯没了，只剩下这张纸。’大家仔细看确是少了一部分，都很恐惧。但查看红薯堆的四周并没有搬运的痕迹，也没有人来往走动的重压脚印。生产队长批评会计在家睡大觉，没事找事。看红薯的劳力，也骂会计不安好心，想扣他们的工分。由于没有证据，丢红薯案不了了之。”
石长远笑笑问陈明:“你现在应该有怀疑对象吧？”
“是的。回想那一年，我和生产队长的儿子到那块地里遛红薯。他东瞅瞅，西看看，找准一个地方刨，很快能遛出大红薯，我却是瞎胡跑，结果老是没有他遛得多。回家挨俺娘训我:‘龙生龙凤生凤，老鼠生来会打洞’。现在结合你说的‘监守自盗’原理，我认为生产队长是偷红薯的最大嫌疑。”
陈得索哈哈大笑起来:“你老娘早就知道谁偷了红薯。”陈得索把鱼钩甩到湖里，说，“生产队长独自去巡查，有作案时间，他单独拿铁锹，有随地把红薯埋下，将来伺机挖出的可能。由于他的指导，儿子才有目标地遛残留的红薯。把这些证据连接起来，生产队队长父子就是会打洞的老鼠。”
石长远感叹道:“生产队长监守自盗之招真高明。”
陈得索微笑道:“但是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。陈明的母亲已经猜出谁是贼了。”
石长远、陈明盯着鱼浮子在思考......‘能不够’在东张西望......
陈得索也盯着鱼浮子，启发石长远:“继续谈，中国哪类人最容易腐败？”
石长远点头，提钓竿，钩无鱼，又挂鱼饵，接谈:“三是‘能源垄断和金融闭环腐败’。能源垄断，使一些法定代表人，主控市场，牟取暴利；金融闭环使一些人双手握国家财政大权和百姓的血汗钱。国家发展，靠他，百姓创业，求他。他们虽高薪而不廉。”
陈得索追问:“怎么根治腐败？”
石长远耸耸肩:“我百姓一个，不该也无能妄议。”
陈得索谈谈一笑:“都是匹夫，兴亡有责。”
石长远往后看看，这时陈明也凑过来。“那我就信口开河了！”他有了兴致，像一个反腐专家，有板有眼地讲起来:“惩治腐败”，要根植于思想中，落实在行动措施上——
一要从思想上，认清一切权力都是人民给的，在理论上形成“以民为本”共识。党的命运与人民血肉相连，取得政权，靠人民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更靠人民。正如***说，“人民，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。”但是，由于干部的职务任免都有组织决定，强调对组织绝对服从。这就造成一些干部执政价值错位，为领导马首是瞻。由于“权力是组织领导给的，甚至是某人给的，其中粘附着精神享受和物质利益，这样，执政者内心深处效忠的是上级领导。这也是产生官僚主义、功利主义、形式主义和腐败的思想根源。因此，要根除腐败必须树立“执政为民，效忠人民”理念，创新科学化、系统化的“民本”理论，并根植于干部的灵魂深处。
二要制定“权为民授”法规，从法律制度上解决“权力是谁给”的问题。如果执政者的权力由人民赋予，他就会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最大追求，怀着对人民无比崇敬的心情，问政于民，问需于民，问计于民，把人民当英雄来敬畏，当主人来尊重，当亲人来服务，当老师来请教。民主，民主，人民当家作主才是民主。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和任免权，就滋生腐败。二要制定权力由人民监督法规，实实在在地让人民行使监督权。当前，对权力的监督和对腐败的惩治还有盲区。由于人民群众没有直接参与监督，现监督机制只是一条封闭的直线链条。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没有参与，不知情，不知道调查经过、调查结果，更无权决定处置。试想，如果反腐败的人和贪官是一路人，那会出现什么结果？所以，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群众有监督权、决定权。群众参与监督，监督机制就成为环状‘监督体系轮’。”石长远怕陈得索不懂，丢下鱼竿，顺手捡一个小柴棍到陈得索面前画起来。“这个监督体系轮”使监督全覆盖，使监督体系更科学完善。这是反腐倡廉的理论创新和监督机制的探索，意义在于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和巩固执政地位。
三要要解决当前公职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待遇问题。公职人员是管理国家的主体，肩负着为人民服务的神圣使命，是法规的制定者和践行者。然而，目前公职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处在尴尬境地。社会上有人以偏概全地认为，公职人员是贪官。嘲讽、诋毁、攀比公职人员之风在社会蔓延。在用人方面，有些地方公务员五十岁甚至四十七八岁就被“一刀切”成了闲人。在公务员工资待遇方面，同等学历，同期工作，因职务不同，工资待遇却有很大悬殊；同工种、同职务，因不同区域，工资待遇也不一样。一些单位一把手，为了证明清正廉洁，一般公职人员应该享受的福利待遇也不发了。我认为不能因为反腐，就矮化公务员的地位；不能怕监督，就取消公务员应有的福利；不能因为职务不同，就让默默奉献的下级公务员吃亏；不能因为提拔人，就让经验丰富，年富力强的公务员散落民间，造成人才浪费。公务员是特殊的群体，也属于人民群众。倡导让人民有获得感，公务员也应该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红利，光光彩彩地工作，快快乐乐生活。”
石长远站起来作总结:“惩治腐败，是人民所求，也是慰藉先辈英灵，利在当下，功在未来。惩治腐败，要以民为本，从思想上保定力，从理论上做奠基，从法律上做保障。惩治腐败，要使公职人员有获得感和成就感，激发其治国理政的积极性和创造性。只有做到以上几点，伟大的中国才会稳如泰山，炫耀世界。”
石长远一番谈论，入木三分。有高度，有深度。让陈得索、陈明陷于沉思，‘能不够’和‘小旋兜’似懂非懂，呆呆地站着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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